2019年是特朗普执政以来最不平凡的一年。然而，不管是经济上的亮点，还是政治上的博弈，亦或外交上的折腾，都是在为2020年即将登场的大戏做铺垫。在特朗普已执政满三年，将于今年全力投入总统大选的时间节点上，当可对其政绩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并对他是否能连任做一展望。

1月13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特朗普还能走多远?》，澎湃新闻“外交学人”继续选刊其中部分文章，或许能回答很多人心中的这个问题——特朗普还能走多远?

美国总统特朗普 新华社 资料图

美国和俄罗斯是国际舞台上少有的几个自主掌控内外政策的世界级强国，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国际体系变化中的自变量，他们的行动常常引发国际形势的系统性变化;观察美俄关系的动向，对我们科学全面地认识“百年变局”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双边关系高度复杂，是历史纠葛与现实纷争、两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运筹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要认清其现状特征和未来走势，不能囿于“通俄门”调查结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或者美俄在中东博弈态势等具体事件，而是要去抓更深层、更具根本性和长远性的变化要素。笔者认为，在这类要素中，没有什么比美俄两国战略的“国家主义”转型更为重要的了。

美俄“国家主义”战略转型

顾名思义，“国家主义”就是以维护本国利益或国内主流群体的诉求为首要考虑，注重划分本国与外部世界的心理与物理边界，强调发挥国家(或说政府)在内外事务中的作用的一种政治思潮。在由民族国家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家主义”本是个中性概念，因为通过包括竞争在内的多种手段维护本国主权和其他利益，是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内在权力。但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深入发展、绝大多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都受惠于“国际主义”合作的条件下，强调“国家主义”则具有独特内涵。通常是主权国家感到参与国际合作和承担国际义务弊多利少，或者难以承受国际合作引发的国内经济社会后果，从而对本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做出的自顾性的战略调整。

这种独特内涵至少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它意味着国家(或说政府)对国家重要权力和资源的收拢。国家不再任由自由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在国际分工中进行资源配置，而是更加强调政府的作用。相应地，政府体制也不再倾向于权力分散，而是强调行政权力的优先性和垄断性。

其二，它意味着主权国家对国际承诺或条约义务的撤回。既然要优先考虑国内政治、优先照顾本国利益，那么当国际条约意味着本国利益的损耗或者对本国行动的束缚时，那自然就是可以舍弃或拒绝的了。

其三，它还体现为国内社会层面的排外情绪。包括对外部世界变化的恐惧，对其他国家崛起的敌视，反对外来移民分享本土民众福利，以及抵制外部力量对本国的所谓“渗透”等。人们往往将这种社会情绪称为民粹主义，它是“国家主义”战略转型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

其四，“国家主义”还意味着采取竞争性甚至对抗性的对外政策，一国往往为维护本国利益和国内政治需要而制造更多的外部矛盾冲突。

金融危机十多年来，面对全新的内外形势，美俄两国都在加速推进“国家主义”战略转型。

从美国方面看，甚至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战略界就开始意识到，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是不断攀升的美国国债，最紧要事务是搞好国内经济;这一战略认识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的“幕后领导”，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变得更加内顾并从自我认定的国际义务中明显退缩。

特朗普上台后，这种“国家主义”转型更加公开化：高举“美国优先”旗帜，在各种场合频繁强调美国是“民族国家”，退出各种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喜欢双边行动而反对多边主义，在对外关系中更频繁使用制裁、长臂管辖等强制性手段，在管理国内经济时公然干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要求盟友更多分担军费并减少对盟友的安全保护与承诺，公然嘲讽和排斥外来移民，渲染俄罗斯、伊朗等对美国社会的渗透干预等。所有这些行为都符合“国家主义”特征。特朗普政府显然认为，美国已经无法继续从自己推动的国际合作过程中受益，在没有更好的国际安排之前，美国首先应该保护好自身利益。

从俄罗斯方面看，“国家主义”的战略特征也十分典型。冷战结束后的俄罗斯曾经试图通过“市场化”“民主化”转型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结果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政治严重腐败、社会高度混乱、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泛滥以及外部势力的渗透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提出了“可控民主”理念，大大延缓了向西方民主政治靠拢的进度，强调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首先符合本国需要。

随后，面对西方“颜色革命”威胁，俄罗斯又提出“主权民主”理念，强调“主权独立”比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更注重维护本国内外政策独立性，循序清除外部势力对本国政治与社会的渗透干预。经济领域，普京在执政地位稳固后开始整肃寡头，消除寡头对能源、金融等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并打压他们的干政行为。社会文化领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也更强调“保守主义”，即通过弘扬俄罗斯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观来凝聚社会共识。

2019年2月，普京的总统助理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在俄罗斯《独立报》上撰文“普京的长久国家”，正式提出“普京主义”概念，标志着俄罗斯以“国家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战略转型基本完成。

未来世界政治形态或呈现全新面貌

两国在后危机时代的这种“国家主义”转型，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围绕两国关系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特征以及相应的国际政治后果，笔者有如下几方面不成熟的推导与展望。

其一，两国战略中的国家主义特征很可能是长期现象。两国之所以出现国家主义转型，是因为此前推行或尝试推行的国际主义议程难以承受，并且在国内产生了诸多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只要这种成本收益的计算结果没变，只要内部各领域矛盾仍在，国家主义的战略就会持续获得强大势头。

从目前情况看，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矛盾还在发酵，无论谁上台，这些危机都不会短期出清;而俄罗斯的各类转型挑战也需要强大的国家主导，不可能在政治分权或市场自发配置过程中实现。因而可以谨慎地认为，美俄都将在较长时期内奉行国家主义战略路线。

其二，国家主义将为“强人政治”的出现提供土壤，“强人政治”是我们观察美俄关系走向的重要视角。国家内部资源和权力的集中，自然为政治强人的出现创造条件。在国际战略研究界，特朗普和普京都被视为典型的“政治强人”。

可以预计，普京之后的俄罗斯仍将由政治强人来掌舵;而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决定了，美国人民要么在“右翼民粹强人”(比如特朗普)或“左翼民粹强人”之间做出选择，要么在强人政治或混乱政治之间做出选择。甚至可以大胆预测，美国政治可能会具有越来越强的“拉美化”特征。美俄两国内部的民粹情绪以及强人政治对民众支持率的考虑将如何影响美俄关系，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其三，在民粹主义与强人政治共同作用下，两国可能更倾向于对对方采取竞争性战略。尽管特朗普与普京之间有一些个人示好，但苏联垮台的屈辱记忆与所谓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奇耻大辱”，乃是两国内部更为广泛的社会情绪，并将在民粹政治的大环境下持续发酵。就此而言，两国关系的回暖将十分有限。强人政治主导下的两国关系甚至会时不时出现相互示强甚至“硬碰硬”的情况，美国对俄罗斯国际空间的挤压和俄罗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或将更加常见。

其四，两国的决策模式也会出现变化，从而形成一些双边关系的新特征。特朗普执政三年来，特朗普政府决策模式的“小圈子思维”“非正规行为”和“秘密外交”风格，在“通俄门”与“通乌门”事件中有典型体现，在美朝关系、美土关系等其他问题上也有体现——这都是强人政治的副产品。

政治强人主导下，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小撮具有同质思维的辅政者，绕开传统议事程序、正规外交渠道和公共舆论监督，通过非正式有时甚至不合法的方式与外部力量互动，从而实现带有政治强人个人痕迹的特殊国家意志。这正是民主党人在“通俄门”与“通乌门”调查中对特朗普大加鞭笞、不依不饶的原因。

未来，只要美俄两国政治强人继续执政，这种决策模式就将延续下去。这种决策风格意味着，尽管竞争是美俄关系的基本特征，但不排除两国私下密谋并给外界突然制造意外的可能性。

其五，两国的国家主义转型将进一步加速国际体系重塑。对国际体系而言，美俄都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世界级大国，两国的国家主义战略转向无疑将使过去几十年间由美国推动和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一步松动。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本质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等级化国际体系，它与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公认的国际准则为支撑、以各主权国家公平参与为动力的国际合作体系虽有重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美俄两国的国家主义转型以及其他国家广泛的战略调整，势必加速国际体系深刻重塑和新一轮国际权力转移，使未来几十年的世界政治形态、世界经济形态和世界安全形态呈现出全新面貌。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