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时报特约记者葛璐璐报道】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Gran vía大街的西班牙中国律师事务所里，记者见到了季奕鸿律师。季奕鸿的头衔很多，他是西班牙中国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受聘于西班牙最高警察学院和卡洛斯三世大学法学系担任客座教授。不过，季律师接受采访的开场白却全是“大实话”，没有一点官腔。“现在已经不再计较个人得失，说话更可以直来直去。”

“现在媒体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谣言。我经手的一些案件往往是谣言最先出来，而掌握真理一方的声音反而被削弱”。——季奕鸿

季奕鸿律师在办公室内接受欧洲时报特约记者葛璐璐专访。(图片来源：欧洲时报记者风云 摄)

季奕鸿16岁时便来到西班牙攻读法律专业，那时他边打工边读书，此后还经营了自己的餐厅。“当时开餐厅是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当时的西班牙还没有大陆华人律师，毕业后是否能从事本专业还是未知数”。然而1999年在瓦伦西亚硕士毕业后季奕鸿考取了律师执业资格，成为获得该资格的第一位大陆华人，同年，他在马德里成立并主持西班牙第一家大陆华人律师事务所“中国律师事务所”。

从业20年的季奕鸿接触了很多华人在海外遭遇不幸或不公平待遇的事件。他的律师事务所成立后所受理的第一个案件便是一桩劳工案件，一位打工者遇到工伤事故不仅未获得应有赔偿还被老板开除，季奕鸿的律师事务所为他维权并获得了相应的赔偿。

“在海外，华人始终是当地的少数族裔，因此以法律手段维护侨胞的正当权益，其实也是希望主流社会正视华人的声音。”季奕鸿如是说。

2004年9月，在西班牙埃尔切市发生了当地商家焚烧华人运鞋货车的恶性事件，价值上百万欧元的中国制鞋被付之一炬，同时爆发大规模的排华示威游行。该案涉案人数多、案情复杂，当地的律师都不愿接手该案，此外，华商们语言不通又不熟悉当地法律，因此维权无门，在这种情况下季奕鸿受理了这桩案件，出面为华商提供法律援助。在长达七年艰辛漫长的诉讼过程中，季奕鸿往返埃尔切市和马德里20余次，行程达两万余公里，为此准备的卷宗有3000多页。

2011年，埃尔切市地方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28名不法之徒分别被判处6个月至18个月的有期徒刑，并赔偿原告陈九松个人经济损失2.6万欧元。

在这些案件背后也暴露出了不少华人在海外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海外华人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就是法律意识淡薄，这个短板让华人很吃亏。”季奕鸿说。

季奕鸿并不避谈华人犯罪问题，他说，近年来华人参与毒品及经济犯罪的数据呈上升趋势。而一些参与犯罪的华人本身也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比如一些犯罪链条底端的打工者，仅仅要为每月多增加1000元收入便参与其中，而另一些人群，比如卖淫女更是容易成为受害对象。

季奕鸿认为，一方面要呼吁华人不要为眼前利益铤而走险，更不能把犯罪看作一门“生意”，另一方面这也严重影响广大华人在西班牙社会的整体形象。

谈及在西班牙及海内外都引发重大关注的“帝王行动”，季奕鸿认为，在欧洲市场萧条的背景下，华人过快的发展以及自身缺乏法律意识，是导致相关事件的重要原因。

而西班牙当地警方此次大规模行动对整体西班牙华人的生存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和影响，“很多华人当时都感叹在西班牙待不下去了。”为此，季奕鸿与当地侨团在第一时间组成了“维权小组”。在此后的一年间，“维权小组”多次和西班牙政府部门和各大主流媒体进行上百场商谈，这些努力最终获得了认可，扭转了华人形象，西班牙政府公开承认华人对当地发展作出的贡献。

“西班牙主流社会环境还是宽容的，但华人群体往往缺乏与当地社会沟通交流的渠道和意识，使双方造成众多误解，因此，华人必须学会主动沟通交流。”

针对一些华人弱势群体，季奕鸿也做了很多不计得失的法律援助工作，“作为律师，接触更多的是社会不为人知的一面。”也正因此如此，法律援助工作才显得更加重要。

《欧洲时报》与季奕鸿律师访谈实录：“在海外维权是一件很寂寞的事”

《欧洲时报》：从律师的角度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市场，存在哪些瓶颈问题?

季奕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暴露了部分企业涉外法律意识不足的问题。与其它一些国家的企业相比，部分中国企业在投资及合作方面事先调研工作不充分，导致其防控海外法律风险的意识较弱;此外，在海外遭遇损失后，其应对海外诉讼的能力也较低，可以说缺乏真正的维权意识。在中西方交流的过程中，中方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往往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但我们最缺乏的便是对于西方“游戏规则”的了解，这个游戏规则指的便是西方的法律体系，以及在这种体系下形成的思维方式。

《欧洲时报》：对于生活在海外的普通华侨华人来说，其维权意识又是怎样一种状况?

季奕鸿：中国人有和气生财以及吃亏是福的传统思想，比如在海外经营的华商遭遇偷窃甚至袭击等情况也有“退一步海阔天空”或者“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想法，孰不知这正给了歹徒更多的机会，也给了犯罪分子盯上华人群体更多的理由。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旅西华侨华人与我刚刚从业时，也就是20年多年前相比，如今旅西华侨华人的公民意识也在逐渐提高，然而，跟当地居民比起来依然有很大差距。维权说起来容易，但真正能放下生意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中国人并不多，其中有时间、金钱成本的问题，也有中西司法体系差异的问题。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一方面西方法律寻求程序公正，往往时间拖得比较长，另一方面西方司法机构更重视与专业人士即律师沟通，而忽略与当事人沟通，因此，很多侨胞在维权时缺少律师的介入也会令维权徒劳无功。不过，现在已经有很多华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举例来讲，近期在华人仓库区发生一起华人店主被歹徒用斧头砍伤事件，该受害者表示一定要请律师维权，这样可以在对方申请保释等情况下及时得到信息并及时予以反驳，并对整个程序有所掌握，这说明当事人有着明确的法律意识和正确的维权观念。

《欧洲时报》：旅西华侨华人的维权经常遭遇哪些问题?您能通过一些案例为我们讲解一下吗?

季奕鸿：可以说，在海外维权是一件很寂寞的事，一些与华人相关的恶性事件发生后，媒体及舆论可能会关心一段时间，然而，与维权相关的司法程序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背后的艰辛往往不为人知。

去年9月西班牙马德里Usera地区一个3岁的华人儿童被突然闯进自家店铺的车辆撞击身亡，而肇事的吉普赛司机非但不救人还欲行抢劫，当时该事件在华人社会及整个西班牙社会都引起了很大轰动。如今该案已经进行了两次公开庭审，对于嫌犯的犯罪性质仍有争议。嫌犯方面提出抢劫未遂、作案时吸毒、嫌犯系艾滋晚期患者等三方面理由要求从轻判处，但我方提出，嫌犯有抢劫动机，另外嫌犯为因抢劫被抓捕过66次的惯犯，对社会危害较大，以这些理由提请法庭从重定罪。此外，该案在审理的过程中还出现过证人被威胁的事件，可见华人维权之路并不平坦。

《欧洲时报》：您能介绍一下海外弱势群体的维权现状吗?

季奕鸿：我所接触到的弱势群体维权，很多是那种在海外无亲无故的华侨华人。比如，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位张姓华侨，深夜在街头卖小吃被汽车撞倒身亡，而他在青岛老家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孩子没钱支付到西班牙的机票，而此案审理了3年，结案后我们将赔偿金送到青岛当面交给了她们的亲属。像这样的案件每年都会有一到两起，我们也会尽最大努力维护侨胞利益。

在维护华侨华人利益方面，使馆领保部门也做了很多工作。每次遇到重大突发事件，领保人员总是第一时间赶到，并在各方面提供信息及帮助，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欧洲时报》：中国游客在海外旅游时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法律问题?

季奕鸿：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确会因为一些意想不到的中西方观念差别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有中国游客夫妻双方因琐事在街头或酒店房间内发生争执或推搡，被西班牙当地人报警误会为发生家庭暴力的事件，类似事件两年内至少发生了4到5起。

在这里还要提醒中国游客注意东西方的一些文化差异，以家庭暴力为例，东西方对家庭暴力界线不一样，因此，一些中国人不以为意的情况，在海外可能引发意外事件。

《欧洲时报》：我们注意到，近期有西媒报道华人家长虐童事件，这类现象是否也与中西方教育观念不同有关?

季奕鸿：这类案件也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有些的确与中西方教育观念不同有关，我接手的相关案件，也有从这个角度辩护成功的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我们认为父母有管教孩子的权力，是纠正小孩子不正当行为的手段，国家不能代替父母的职责。

还有一些案件是由于父母失责，比如让未成年儿童独自在家并发生攀越阳台等危险事件并被邻居发现报警。这就要提醒华侨华人父母不能只顾照料生意而不顾孩子的安全。

但也有一些情节比较严重的虐童事件。发生这种情况，依照西班牙法律，父母双方都有责任。即使父母其中一方未直接施暴，法院也会认定其有监督不利、失责的情节。

西方社会对于家庭暴力事件十分重视，邻居、幼儿园老师等发现可疑情况都可能会出于保护儿童的目的而报警。因此，中国家长还是应该扭转一些教育观念，教育孩子避免使用暴力。